当然，在此基础之上，汉语哲学更期待一种未来哲学。

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诚信犹如车之輗軏，失之无法行走。这五种品德，就是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孔子又说，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

首先，诚信是安邦治国的重要条件。在孔子看来，孝是仁的本源和基础。主要表现为：重承诺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一旦许诺，不能反悔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孝慈，则忠，只有在家孝悌，在外才可能忠，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，一个人做到忠孝，自然容易做到忠信。

重言行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做事勤快敏捷，说话却小心谨慎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及弟子都以诚信为交友的原则，忠实地践行诚信之德。固矣夫，高叟之为《诗》也。

孟子曾经提出尚友古人之说，主张读书要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。为之人也，舍之禽兽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，道不当名，10已经决定了文字永远不能呈现意义。这种普遍而抽象的道德教诲并非是错误的，相反，这应该是某些人必须的品质。

儒家一方面需要捍卫经典的地位，另一方面也要回应来自庄子学派的挑战。教诲开导成王，使谕于道，而能揜迹于文武。

孟子曰：‘何以言之？曰：‘怨。争论的关键似乎是在《周易》，一些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仍然把它拒之于门外。《大雅》之所以为大雅者，取是而光之也。曰：‘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。

长老至今称之曰：兰陵人喜字为卿，盖以法荀卿。《春秋》，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思孟就是荀子心目中的俗儒，略法先王而足乱世，术缪学杂，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即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……闻见杂博。3 《论语·子路》：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

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，而古籍阙亡，其授受不可尽知矣。表面上看与春秋时期的贵族教育无异，但孔子对于《诗》《书》等的解读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，并奠定了儒家经典之学的基础。

荀子有时候会只提到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如《荣辱》篇况夫先王之道，仁义之统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分乎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加之吾从周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的宣言，使后世常常以周孔并称。

可以看出，季札论乐的核心乃是德的观念，如《小雅》体现了周德之衰，《大雅》表现了文王之德，《颂》则是盛德之所同的气象等。性也者，吾所不能为也，然而可化也。这个想法，荀子在很多篇章中都讨论到。四、 数与义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经典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经典话语权易手的过程。《劝学》篇说礼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比较而言，荀子更强调的是以圣王为师。

7其实还应该提到的是《序卦传》，其论咸卦云：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卫风乎？为之歌《王》，曰：美哉。

但是《易传》不同，天对于性和心来说特别是对于心来说仍然是外在的对象。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是否阅读经典，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阅读经典。

5 学者们据此认为六经的系统在战国中期前后已经形成，这是正确的。从人出发，而不是从文字或者抽象的道理出发，才可以对经典有切近而深刻的理解。

这正是荀子夫妇之道为君臣父子之本说的根据。多言难而怨怼者也，衰矣少矣。正因为不懂得礼的地位，因此才片面地强调志。故曰：学莫便乎近其人。

隆礼义而杀《诗》《书》是说，《诗》《书》等经典仅仅是道的载体而不是主体，真正的主体只是道，是礼义。2 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体系，在贵族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申公，鲁人也，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，受诗。周公作之，孔子述之，荀卿子传之，其揆一也。

后来者首先面对的是王，是某些生命，然后才是体现在先王或后王世界里的道。如果不能把握此点，那么终日颂《诗》读《书》也是无用的。

至于最重要的法之义，那是一个仅仅属于君子的世界。他批评诗中的人三心二意，因此不能专心致志，偏离了正道（周行）。不恒其德八字，出《周易》恒卦。《小雅》之所以为小雅者，取是而文之也。

荀子很明显地不满于儒家内部的经典阅读传统，这种传统既不能近其人和好其人，又不能隆礼，只能是学杂识志、顺《诗》《书》的陋儒。这是大儒的形象，也是近其人的人的形象。

子思、孟子偏重在《诗经》解释基础之上的心性之学的阐发，《孔子诗论》近之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

留意于仁义之际说的是该学派的核心价值，游文于六艺（即六经）之中说的是其经典体系。次要紧的就是隆礼，这是经典的根本主旨。